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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成立一个“部际协调机构”就可以完成“去杠杆”的工作？我看，不能。我认为，因为“三去一降一补”是“一个经济系统当中的五件事”，而且彼此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经济事务。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要处理好“三去一降一补”，必须分清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找到最大限度减小经济动荡的突破口。不仅不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有单兵突进的可能性。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需要顶层设计？因为改革是系统工程，把“三去一降一补”这样一个系统性经济事务，分开成单向去处理和解决，彼此没有主次、没有次序，不只有违顶层设计初衷，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违背经济规律。最终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产生巨大混乱，加大中国经济、金融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系统性风险也会不断凸显而越发严重。
在我看来，就目前而言，“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抓手是“降成本”，解开这一个点，其他点上的问题，解决起来一定会变得更加顺畅、更加有效。我们当然知道“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具有解决的迫切性。但我认为，如果政策直接针对“三去”，那不仅无从下手，而且很容易导致中国经济更大的损失和困难。比如，谁都知道，论问题的大小，“三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去杠杆”的问题，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生硬地“去杠杆”问题很大？第一，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利润预期很差，而这时候非要“去杠杆”或收回贷款，企业是否能够承受？贷款是否收得回来？最终只能恶性循环；第二，如果微观企业层面恶性循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会不会更加严重？第三，就算可以通过“杠杆转移”暂时减缓企业压力，但这样的做法是否可持续？
有人说是加大居民个人和政府杠杆，而减低企业杠杆。我认为，这实际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尤其是在居民收入增幅开始回落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潜力已经受到收入预期制约的时候。如果试图让居民背负过多的杠杆，金融风险会消失？我看，最多是爆发点转换而已。因为这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学其实早有定论：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如果依赖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速，那只能越拉越坏，更何况要靠杠杆拉动消费。同样，政府也一样，美国政府敢于为企业背债，那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实际存在，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美元霸权转嫁债务风险。但中国是否具备同样的条件？
所以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的战术实施必须要讲迂回战术，抓住“三去一降一补”当中比较容易突破的点，以点带面，纲举目张。我认为，这个抓手就是“降成本”，这是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
第一，以降成本为抓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首先是“降税”，这方面的工作只要中央财政痛下决心，把国债发行收入大比例用于减税，企业利润立即就可以上升，至少员工会提高收入增长预期，消费市场将保持活跃；
第二，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联手治理货币投机过度，其实只需改变一、两个简单的监管条款，就可以有效减少货币投机规模，把资金更多地挤向资本市场，大大增加金融市场资本规模，从而压低资本价格，压低企业财务成本，同样立即可以转化为企业利润；
第三，央行“降准”的同时回笼短期资金，刻意“锁短放长”以延长金融周期，同时有效压低货币市场利率，让企业不再为跑贷款、维护资金链而降低管理效率，这当然也会大大提高企业效率和利润；
第四，当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大大降低，股权融资数额大大增加之时，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企业在新经济方向的投资将大大增强，因为这是股权融资必须的要求，企业必须迎合市场这样的诉求。
如果上述问题解决了，企业财务成本和税负负担减轻，而且企业信贷的稳定性大大增强，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赢利和效率预期；同时，由于企业在新经济方向的投资加大，未来的成长性预期大大提高，那股票市场必然会因此而上涨，在股权资本相对充实的情况下，不仅将更加有利于企业通过股权融资而自动地压低杠杆率，而且有利于老树发出新芽——新经济获得巨大推动力。这不是大好事吗？杠杆率降低，财务成本下降，传统业务利润提升；新经济动力加大，未来利润预期加厚；居民收入预期更好，消费更加稳步提升，宏观的稳定也将形成一定的保障；股市上涨动力更足，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杠杆更有条件，新经济动力更加强劲——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所以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首先需要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而在良性循环中不仅有利于降杠杆，而且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对去产能、去库存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一点激活、点点活。整体逻辑应当是：通过“降成本”实现“去杠杆”，通过“降杠杆”更好地“降成本”；在“降成本、去杠杆”的过程中，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并实现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
2016-10-28 03:1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