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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看日本侵华人物》之六
死无葬身之处的北一辉
提到风景旖旎的日本新潟县佐渡岛，许多人会想到珍贵稀鸟“朱鹮”。那里，曾经是日本野生“朱鹮”全部消失的地方；那里，如今是中日“朱鹮”交流合作的地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小岛上一块不起眼的农田里，立着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上面裂痕遍布，字迹模糊，只有仔细辨认，才能勉强看清上面写着的字样：“北一辉先生长眠于此”。有人说，埋葬在这里的就是曾经风云一时、炮制侵华理论的日本“纳粹主义教父”——北一辉。
距离北一辉墓地一公里的路口有醒目的指示牌，清楚地告诉游客，附近就是北一辉的墓地。更不可思议地是，北一辉家乡的教育委员会还在墓地旁边立起了大大的“功绩牌”，上面赫然写着“23岁时因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而引人注目，其后前往中国为革命奔走。他的主要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成为国家主义运动的经典。昭和十二年（1937年），作为‘二•二六事件’首谋被处以死刑。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因大赦令获得赦免。”这里，已经俨然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不过，我要告诉读者，这里实际上是死于1883年（明治十六年）的北一辉的祖父北六太郎的墓地。北一辉的遗骨究竟在哪里，还真的是一个谜。
或许有人会说，在东京目黑区龙泉寺里面还有一座墓碑，正面写着“北一辉先生之墓”几个大字，据说是出自中国国民党元老张群之手。背面刻有日本甲级战犯、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川周明写的赞颂碑文。不过，按照日本人魂归故里的习惯，东京的墓地只能算是一个“分冢”，或者是“衣冠冢”。
那么，北一辉是否有墓地呢？日本学者松本健一在《评传北一辉》中（岩波书店，2004年）介绍说：1941年（昭和十六年），在佐渡岛的广胜寺，曾举办北一辉和西田税的遗骨安放仪式。北一辉的遗骨被埋在广胜寺的椎崎墓地里面。当时，北一辉的遗属曾经想树立一块刻有“北一辉”名字的墓碑，但宪兵们坚决维护1937年北一辉被判决处以死刑的结论，坚持认为他是“国贼”，不允许树立这样的墓碑。结果，北一辉的遗骨只能被埋在墓地的一个角落。
但是，日本学者渡边京二在《北一辉》（筑摩书房，2007年）一书中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介绍说：1949年（昭和二十年），历史学家田中怱五郎去拜访北一辉的妻子，发现她家二楼房间的佛坛上供奉着北一辉以及参加“二•二六兵变”的死刑犯的照片，那里不但摆满了水果，还香烟缭绕。北一辉的遗骨应该就在那佛坛排位的后面。也就是说，北一辉的遗骨没有被掩埋。
这样看来，北一辉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处的人！
在战后70周年之际，我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上至今还有不少网友称北一辉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运动家”。显然，北一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是，今天，是应该让这个复杂人物的轮廓清晰起来的时候了。
初中肄业的纳粹主义开创者
1883年4月3日，北一辉出生在日本新潟县佐渡郡的两津凑町。父亲北庆太郎经营酿酒业多年，而且长期担任町长。可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这个精明的“村干部”不仅培养出北一辉这个法西斯“奇葩”，另一个儿子北昤吉也成为日本众议员，硬是把村里的“第一家庭”升级成整个日本的“名门望族”。
1897年，北一辉考入当地的佐渡中学，第二年10月该上初二的时候，他因为在74名学生里面成绩居第4位，就跳级进入初三了，堪称“学霸”。可是，由于不争气的眼睛，北一辉退学进入眼科医院长期治疗，耽误了学业，一直没有升学。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纳粹主义大师”要在简历上填写“学历”，他只能无奈的写上“初中肄业”。
屋漏又逢连夜雨。眼睛还没治好，1903年又因父亲去世家庭破产，没有谋生技能的北一辉开始向报社投稿。衣食无着的他，身处社会底层，思想很激进，是个标准的反主流“愤青”。
我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查看过北一辉1903年6月25日、26日发表在《佐渡新闻》的一篇连载评论。这篇题为《国民对皇室的历史性观察》的文章中，他主张“天皇应该像国民的家人一样”。当时，日本社会充斥着强化天皇权威论，他这么一篇带有“平等思想”的文章，立刻引起当地警方的注意，《佐渡新闻》的竞争对手也起来控告该报犯有“不敬罪”，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最后，《佐渡新闻》不得不与警方协调，停止了连载。正如渡边京二在《北一辉》指出的那样：此举让北一辉第一次感受到与天皇制斗争的困难，但也从此走上与天皇制斗争的道路。
郁闷无比的北一辉当时还认为是自己理论水平不够，就悄悄地与宠爱他的祖母商量，得到一笔旅费后前往东京，与此前考入早稻田大学的弟弟同住，作为“听讲生”旁听早稻田大学的课程。1905年秋天到1906年2月，他边学边写，奋笔疾书完成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不仅阐述了其取消天皇制、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更明确提出了“大陆膨胀论”，表示日本应该进军中国东北、朝鲜、俄罗斯，确立起“变形版”的纳粹主义原理。
从中学就被校长称为“反抗儿”的北一辉，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无名青年。他想把1000页的处女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出版就只有自费。但是，此刻北一辉的家中还在为父亲死后的财产问题内斗不休，他只好说服母亲拿出1000日元。可是，北一辉的弟弟们不干了，他们要用这笔钱在早稻田大学交学费。北一辉觉得弟弟们眼光短浅，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如果这本书出版以后不赚钱，他就放弃今后继承遗产的权利。在家里，弟弟们偷偷地把他叫做“暴君”、“自我狂”。从此，一个愤怒的“文学青年”摇身一变，成了“纳粹主义开创者”。
北一辉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在自费出版后的第五天，因其被认定有“危险思想”，被日本内务省宣布为“禁书”。他也从此成为警方确定为“要注意人物”，成为监视的对象。为生计发愁的北一辉此刻遇到了宫崎滔天。1906年11月，他加入宫崎滔天创办的“革命评论社”，随即加入中国同盟会日本支部。1910年，他又加入日本黑龙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黑龙会把自办刊物《时事月函》的编辑北一辉作为“首发阵容”派往中国，名义上是“特派员记者”。他前往中国的目的，一是充当日本扩张的秘密使者，谋取日本在华利益；二是进一步监视中国革命党的行动是否符合日本的策略。
潜伏中国革命队伍的日本特派员
有人评论说，北一辉从1911年开始的这段岁月，是在支持中国革命中度过的，与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私交甚笃，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直到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他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効力之处，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这种说法未免自作多情！
首先，北一辉代表的是日本黑龙会。而日本黑龙会为何支持中国革命？那是因为中国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与其谋取中国东北的一贯野心相符，既然你“排满”，我就助你“倒满”，然后我再借机“掠满”。但是，他们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到了见真章的时候一点作用不起。
1900年，革命党人在惠州起义失败就是太相信日本人。《支那革命外史》（大镫阁出版，1921年）中记载，对于此次起义的失败，北一辉不得不承认:“起义中日本的支那浪人没有给予任何的援助。同样地，日本及日本人在其他各省也没有给革命行动任何援助。”
1908年2月，澳门商人柯某购买军械由日轮“二辰丸”运抵澳门海面，被清廷缉获，日本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以赔偿损失及鸣炮谢罪了事，国人引为大耻，遂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方面还组织了“振兴国货会”，运动持续八个月，日商损失颇大。
此时，北一辉的态度非但不去批评日本的反动政策，还无理指责中国民众。《日韩合并秘史•黑龙会三十年事历》（黑龙会出版，1930年）中就有相关记载：北一辉指责说:“象二辰丸事件那样所出现的情况，中国人不应该再做。”
等到武昌起义胜利，中国革命者要推翻封建王朝时，北一辉再次充当了日本蛮横干涉和阻挠的走卒。《支那革命外史》中记载了北一辉的自述：“收到内田（日本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的长文电报后，我对宋教仁传达了令人颤栗的警告，希望依长州阀元老的意思，继续保持满清皇室，以建立君主立宪制而谋得妥协。宋教仁的脸色刹时之间转如灰土。在南京码头被敌兵监视时犹能声色自如的他，看到我以他的名义起草，发给各方革命党的电报（保持清帝建立君主立宪）的抄本时，不禁浑身发抖。”
而且，北一辉对“中国革命伙伴”也大加贬辱。他称孙中山为“毫无根据的空想家”，抨击黄兴是“混沌的思想者”，讥笑宋教仁为“偏颇的立法头脑”，评断潭人凤是“顽固的国粹主义者”。
鲜为人知的是，北一辉不仅搅屎棍般地干涉当时中国内政，甚至在背后参与了1913年3月的暗杀宋教仁事件。正因为这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给外务省打报告，称北一辉在中国私自周旋武器进口，从中收取“周旋费”；介入米谷出口，从中赚取中介费；对英国商人也有类似诈骗行为；平素没有收入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为此，总领事馆早已经对他的行踪进行监视。“这次，我们又接到密告，称他与暗杀宋教仁的凶手私下有密谋。”很快，4月8日，日本外务省通过驻上海总领事馆给北一辉下达了“退清命令”，要求他迅速离开中国，并且三年之不许重返中国。
这些，应该是北一辉对中国革命与革命者的真实态度！
歪曲马克思理论欺世盗名
1916年5月，北一辉又来到中国上海。1919年8月，北一辉在上海的一所小公寓内，写出日本法西斯的行动纲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整整耗费了近半年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是“蛮拼的”。从北一辉当时只能在海外上窜下跳、不招人待见的情况来看，他写这份大纲，就和现在某些“网络作家”弄出“世界大战”、“全球毁灭”的花样来炒作自己是一个道理。不过，北一辉肚子里毕竟还有些墨水，因此这份大纲最后被“书读得少”的日本军人当成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法西斯圣经”。
北一辉早年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还有些了解。于是，在这份大纲里，他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论断，宣扬日本发动对外战争是“国际无产者”的革命，是正当的国家权利。
北一辉认为，世界的划分和现实格局是先进民族强加于落后民族的，是那些“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造成的一种旧秩序，对日本不公平、不合理，必须通过新的战争加以打破。他理直气壮地说:“英国是横跨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以散沙般岛屿为国界，
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地位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目之下，为夺取由彼等独占之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利吗？欧美社会主义者容忍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惟独将国际无产者发动的战争视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相矛盾。”
这简直是“神一般”的逻辑！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居然成了“国际无产者”对“国际有产者”的革命。而对于另一个“国际无产者”中国，
北一辉宣称，日本为了保障中国的绝对安全，要保卫日俄战争的战果、必须占据远东，拥有对付俄国的强大陆军。而且，要与英国势不两立。
在北一辉看来，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居然是一个“国际无产者”为了保护另一个“国际无产者”的正义行动。
“落魄书生”想当“意见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战双方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了巴黎和会。欧美列强开始疯狂地重新瓜分“世界大蛋糕”。日本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退出会议相要挟，要求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最终得到和会承认。谁的拳头硬谁就说话算数，强权主义、丛林法则公然成为世界的“明规则”。日本也大受刺激，国内侵略狂张的叫嚣一浪高过一浪。
此时，以前还高唱“天皇应该像国民家人一样”的北一辉，一看风向有变马上转舵，炮制出了树立天皇绝对权威、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从这里不难看出，北一辉根本不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所谓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更像一个风吹两边倒的邪教教主与传销大师。
1919年8月1日，北一辉的“同道中人”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成立了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此后，日本各种法西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著名的像井上日照的血盟团、桔孝三郎的爱乡塾。他们或四处宣传法西斯主义、或组织暗杀、或阴谋政变，搅得日本社会动荡不安、鸡飞狗跳。而要想在这些团体中脱颖而出，必须有一套非比寻常的理论体系与教义。
刚成立犹存社，大川周明马上想到了漂泊上海的“落魄书生”北一辉。他专程到上海四处寻找北一辉。两人相见恨晚，关起门来长谈两天一夜，打了鸡血一般讨论日本“前途”。不过，他们心里装着的更多是如何成为日本的“意见领袖”。
翻看完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大川周明一拍大腿，欣喜若狂：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他马上将这部“法西斯圣经”带回日本，犹存社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法西斯主义团体。按照通常的说法，1920年，在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的邀请下，北一辉也回到日本加入犹存社，亲自“主持工作”。
大川周明也是日本颇有“江湖地位”的法西斯理论家，《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究竟是哪些地方让他“折服”呢？关键是北一辉提出了由军人主导将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结合，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
运用邪教手法的法西斯主义贩子
邪教教主常用的手法是首先强调无法预知的巨大危机，让人们恐惧后丧失理性判断。北一辉将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他从国家生存状况出发，危言耸听地强调日本进行国家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北一辉在《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序言》中，大肆鼓噪日本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现在大日本帝国国难当头，面临史无前例之内忧外患。大多数国民为生活所困，完全可能步欧洲各国遭受破坏之后尘。窃取政权、军权、财权者，借助皇威维持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不义地位。而国际上，英、美、德、俄等国无不背信弃义，通过日俄战争勉强保全之邻邦中国以排斥与侮辱相报。日本之孤立诚如东海一粟之岛国。倘若误走一步，祖宗创建之国家将毁于一旦。因此，日本必须迅速实施国家改造，建立天皇绝对权威，借助战争暴力，实行国家扩张和民族勃兴。”
谈完必要性，北一辉又话锋一转，为日本量身打造了“行动指南”。他说，主张国家改造的主体应当是天皇和在乡军人，在乡军人是仅次于天皇的革命主体。因为在乡军人曾服兵役，已尽国民最大之义务，素质好，应当仿效德国重视在乡军人的做法，使之担负改造日本的重任，建立起军人政治。但是，现存的在乡军人会乃是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这些军阀而建立的，所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日本政治学者信夫清三郎所著的《日本政治史》（南窗社出版，1982年）中评论说，北一辉将国家改造计划与军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包藏着使国家改造依赖军国主义的祸心，他所说的改造意味着实行法西斯主义。他的设想与军国主义相结合，危险就更大了。而且，国家改造的目的是“随着建筑于自己精神之上的国家改造终结，挥动亚洲联盟之义旗，执应真正来临之世界联邦之牛耳”。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所著的《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年）指出，北一辉认为实现这一伟业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就是垂范于四海的“剑之福音”——战争暴力。他对此深信不疑，并且热切呼吁“国际和平将因为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国家而实现”。而中国、印度的七亿民众，也将由于日本的领导扶持而自立。为了这个光辉目标而“忌讳国家拥有武装”即反对日本举起战争武器，“其见识犹如幼童，是社会主义者之流的妇人之见和平论”。
可见，北一辉从头到脚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贩子，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
日本侵华理论的始作俑者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理论运动让日本迅速法西斯化，快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他将侵略矛头最先指向了中国。日本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所著的《日本政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1988年）揭露，北一辉首先将方向定为
“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应战”，给当时的日本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千百万年轻人“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确信“能够与罪恶势力进行战斗，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而且，就连远在满洲的日本人中间包括关东军在内，整个满洲国都渗透了北一辉的思想。他的著作已成了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
他还直接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北一辉继承并接受了日本传统的大陆政策和“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思想。他在《支那革命外史》的序言中，极力主张“为实现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必须占有南北满洲和西伯利亚”，待日本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还要设立专门管理对外殖民地机构的“农林省”，负责对“大于台湾几十倍之领土于南北满洲及远东西伯利亚”的管理。其实，北一辉发动国家改造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迅速引导到对外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道路上去。而且，他不顾“中国革命小伙伴”的感情，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从不否定对侵华的教唆。
北一辉始终以所谓的“日本生存发展”价值标准来认识中国。对于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他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拯救，正是由于日本“帮忙”，才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蚕食分割中得以保存，而中国对此并不觉悟，不仅不思图报，反而不断地排日、拒日和反日。基于这种思想，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时，北一辉认为这简直是“忘恩负义”。可是他忘了，所谓拯救中国的日俄战争，是以丧失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罪恶战争。
北一辉为日本侵占中国摇旗呐喊，让中国的“革命同志”很难过和难堪。但他认为，虽然如此，但是为日本国家利益考虑别无他法。他在《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中更是提出，中国要继续生存、发展，必须而且也只能由日本大帝国来领导。此外，北一辉还主张应研究中国的革命，并利用中国革命实现日本之“国权”。
这些歪理邪说，形成了日本法西斯势力对中国蚕食鲸吞的理论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北一辉正是日本全面侵华理论的始作俑者！
想到了开始却想不到结局
作为一位殿堂级的“法西斯大师”，北一辉当然不会仅仅把目光放在中国身上，还拥有“放眼世界”的国际性大战略。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扶植建立“满洲国”。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现地调查，日本政府担心列强群起而攻之，开始四处做“工作”。但是，北一辉认为，日本根本不需要唯唯诺诺，很多事早已注定。
1932年，北一辉完成了《关于对外国策建议书》，站在法西斯立场上为日本全面发动战争打气。他认为日本应尽快确定自己的对外战略并持之不移。“近十余年来，我帝国之对外政策，其原则、重点及精神皆无。历代政府之对外政策悉为得过且过，看风使舵状态之延续。满洲事变以来，国家联盟之一颦一笑何以皆为帝国之一喜一忧，盖因无对外政策之根本，政府不能自信，国民亦不安之所致。”
北一辉还认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一旦爆发，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事情，世界大战也将随之而来。中国寄希望于美国能最终战胜日本，俄国“毫无疑问定会促使中国对日抗争上升千百倍，并与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共同开始攻击日本”。因此，发生日美战争后，“日本除对抗英美两国海军力量外，还必须将与中国、俄国进行的大陆战争同时进行到底。”日本成功掠取中国东北后，“衰亡政策之道已被堵塞，一去不复返。日本前途正面临大光明。所警惕的应该是英、美、俄、中的对日大战。”
不得不说，经过长期的学习及研究，北一辉已经从一个“愤青”成长为老谋深算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权威。他不仅预言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英、美、中、苏等国之间的战争，也提前为日本的整体战略打下了框架。只不过，与他日本称霸世界的迷梦相反，北一辉没有料到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结局。他煽动起来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最终给日本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日本没有出现“大光明”而是出现了“大危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而北一辉拿着歪理邪说四处扇阴风点鬼火，终于引爆了日本国内的“黑色火药桶”，最后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
1936年2月26日清晨，受北一辉思想引导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安藤辉三、村中孝次和栗原安秀等伙同步兵第一、三连队、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22名军官，抽调约1400名士兵在东京发动政变，他们高喊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袭击政府首脑的官邸或家宅，一口气干掉了两位前首相斋藤实、高桥是清及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误杀了冈田启介首相的秘书，并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和总理大臣官邸、警视厅及附近地区，并要求陆军首脑按照北一辉的大纲果断实行国家改造。这就是日本著名的
“二•二六兵变”，也是一场未遂政变。
兵变发生后，陆军想利用这一机会建立新体制，因此颁布了戒严令。但是，在昭和天皇的坚决反对下，政界、财界和海军也不支持政变，民众逐渐了解事件真相，事态向武装平叛发展。2月29日，陆军首脑正式下达镇压命令，调遣地方部队抵达东京。两名叛军首脑引咎自杀，其余均囚禁于代代木监狱。
上自裕仁天皇，下至日本平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被“二•二六兵变”惊呆了，忧心忡忡。日本媒体也对这些嚣张跋扈的少壮派军人噤若寒蝉，各报纸电台只对不幸事件“略表遗憾”。《朝日新闻》说了几句公道话，马上就受到袭击。
3月4日，愤怒的裕仁天皇签署法令，设置“特设军法会议”来审判政变参与者，要求庭审内容一律不公开，不允许聘请辩护律师，一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审判程序历时18个月，1483名兵变参与者皆被审问，最终仅124人被起诉。而17名被判处死刑的人中，民间人士北一辉赫然在列。
北一辉被指为“二•二六兵变”的“理论领袖”起诉，法庭专开一庭来审理案件。由于北一辉在事件中只有间接参与（主要是透过电话表示支持）的程度，军事法庭法官对如何让这个“首恶”从地球上消失，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北一辉因存在“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作为“叛乱罪的首魁”被判处死刑。不过，此时的北一辉已经非死不可，因为只要有他在，日本就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兵变。既然是“特设军法会议”，当然也就“特事特办”了。
1937年8月14日，54岁的北一辉被秘密判处死刑。5天后的8月19日，他在东京陆军监狱与另一个兵变的首谋者、陆军少尉西田税等一起被执行枪决。“二•二六兵变”是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官发动的最后一次军事政变。以该事件为契机，冈田启介内阁倒台，军部以血腥手段杀鸡儆猴，确立了他们说一不二的地位。而军队内部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也因此最终统一，开始实行军部法西斯专政，让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对于北一辉，日本社会至今是评价不一的。2007年12月20日，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池田信夫在博客中还这样写道：“说到北一辉，人们通常都认为他是一个煽动‘二•二六事件’的狂热地法西斯分子。但是，我则把他看作是近代日本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现代日本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几乎是可以与福泽谕吉相匹敌的。”日本新右翼团体“一水会”最高顾问铃木邦男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因为参与了右翼运动，所以常常关注北一辉。”
在我看来，北一辉的妻子的评价或许更有特色。她说：“从北一辉的结局来看，他既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当然也不是一个学者。他可能是一个想把自己的生涯绘成一张美丽图画的艺术家吧。”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北一辉的母亲到东京陆军监狱来与他做最后的诀别。处于绝望之中的这位母亲含着眼泪安慰儿子说：“男人在活着的时候只要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什么时候死都是幸福的。你老爸也是喜欢喝酒，谁劝也没用，自己拼命地喝，结果是50岁的时候喝死了。你现在把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干了，然后去死也是幸福的。”此刻，这位母亲心中或许埋怨当年婆婆偷着给北一辉路费让他去了东京，或者心中后悔自己给了北一辉1000日元让他自费出版那本发行5天后就被禁止的书籍。当然，她不会想到甚至也不会知道，自己儿子创造的“侵华理论”给多少中国人带来的战争灾难！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讽刺味道的结局。“纳粹主义教父”北一辉以躺着中枪的“意外死亡”，换来了自己想要的“国家改造”效果。而他的徒子徒孙们继承其“光辉思想”在世界范围继续展开疯狂杀戮，最终不仅给人类带来一场世纪浩劫，也在1945年给日本带来悲惨的战败的结局。
事实已经证明，当日本把武力对外的时候，就会换来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当然，时至今日，有些日本领导人还不相信于此。对于他们，或许还需要用新的事实来教育的。■
2015-06-06 23:3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