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在不经意间孕育出人意料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玄秘深幽地重复甚至叠合。
　 
戴望舒原名戴朝安，望舒是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在中国神话里，飞廉是风神，望舒是月神，据说望舒美丽温柔，纯洁优雅。从这点上来看，戴望舒似乎是人间的人，却迷恋上界。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志摩是他的别名，据说是他小时候，有一个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去美国留学时另取的别名。从这点来看，徐志摩似乎是上界的人，却痴迷凡尘。

　  也许是上天对后世的一种警示，这两个人的红尘之旅有许多惊人的相似。
　 
两个人终其一生都是诗人，都是因为一九二八年的一首诗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世路名声。两个人都身材高大，都是天纵英才，都是英年早逝，一个是因病离世，一个是飞机失事。两个人死后的墓碑都是文坛大家题写的，给徐志摩题写墓碑的是胡适，给戴望舒题写墓碑的是茅盾。两个人都曾刻骨铭心地爱过不止一个女人，于戴望舒，不止是施绛年，不止是杨静，还有穆丽娟；于徐志摩，不止是张幼仪，不止是林徽因，还有陆小曼。

　 
其实，造物主的良苦用心，的确应该令他的子民感恩。这世上的叶子，哪有某两片的叶脉叶茎是完全相同的，一如全球这数十亿的众生，绝没有某两个人的指纹是完全雷同的一样，徐志摩和戴望舒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两个人都身处乱世，但戴望舒可以说是绝对的孤身打拼，只有让他痛了一生的初恋女友的哥哥是小有名气的施蛰存；而徐志摩呢，其家族世代经商，师从梁启超，是豪门望族，沈钧儒是他表叔，金庸是他姑表弟，琼瑶是他的外甥女，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曾一路陪同到日本，他的结发妻子是上海巨富，他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奔波的时候，好几次搭乘的都是张学良的私家专机。

　 
相比较之下，戴望舒似乎只能算是寒门士子，他似乎一辈子都在自卑着自己从小因天花而落下的那张麻子脸，甚至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衣食与前途担忧，他一年的收入，比当时人均年薪五个银元的水准多不了多少倍；而徐志摩呢，风度翩翩，英俊逼人，即使是因为陆小曼的缘故与家庭闹翻之后，自己独立求生，一年也有二百多银元的收入。

　  同样是在诗坛驰骋，徐志摩一九二八年那年，才三十二岁；而戴望舒，已经年逾不惑。
　 
同样是出国留学，徐志摩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纵横亚欧美，虽然在有的学校只能算是旁听生，但与他交往的都是各国名媛名流；可戴望舒呢，出国留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初恋女友施绛年所迫，是为了抓住自己用跳楼自杀的过激行为才换来的这根感情的救命稻草，且中途因为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并且，他不喜欢去听课，是因为他只有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翻译外文著作上，才能换取留学或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一切花费。

　 
徐志摩不会在自己不爱的女人身上“浪费”时间，更不会强扭一份得不到的感情，不爱了就分手，不可能了再重新开始，每一场恋爱都是一场全新的投入；而戴望舒不，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浪费”了他一生的情感光阴。

　 
如果说戴望舒的代表诗作《雨巷》，充满着梦幻般的浪漫，是着力表达自己对爱情甚至是对人生的苦闷，是着力表达自己对自己甚至是对未来的渺茫的憧憬；那么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虽然是一首别离诗，却犹如一枝盛世皇家园林的翩翩起舞的风荷，在这首令人心悦神怡轻柔优美的小夜曲里，诗人的自由天性、诗人潇洒飘逸的神韵气质，与剑桥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秀丽和谐的自然风景交相辉映，是典型的通透着高贵与尊崇的从骨髓深处渗溢出来的浪漫之美。

　 
如果说凝聚着诗人强己强国之泪的《雨巷》，是中国现代诗坛上的一抹微红，一缕亮色，一点微光；那么，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则一如那声国人早就在八十多年前就吹响的期待民族与国家能恒久和谐、稳定、富强的笛音，就一如一个民族与这个世界期待已久的科学、进步、民主与自由的交响，就一如一个国家面对任何来自四面八方的满楼风雨本应该就持有的那份淡定、自信、悠然与从容。

　  戴望舒与徐志摩的确是不幸的，但是，放眼人世，谁又都是幸运的呢？！
　  从古自今，不幸和大幸一直就是命运之神的两翼，折损了哪一个，人世的生活就算不得完美。
　 
这个世界，同样是帝王，有人沦为阶下囚，被羞辱后惨遭枉死；同样是平民，有人却揭竿为旗、崛地而起，犹如一方或一尊无法从人类记忆中彻底抹去的烙印或丰碑。

　 
戴望舒和徐志摩，在同一个蓝天下，都率性执着地耕耘着诸神分赐给他们的舒霞或卷云。《雨巷》是一种美，美在浪漫里流溢着古典，美在展望，美在不屈，美在于家国失意失途的拐角，内心深处仍绽放着高贵的期冀；《再别康桥》也是一种美，美在人性于全新的异国景象里获得了新生，美在回忆，美在陶醉，美在于人生命运的阔途，还知晓优雅地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