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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一场争论，要不要产业政策这样一个命题居然变成学术界的焦点，而媒体也是“看热闹不嫌乱”，每每会向遇到的经济学家询问看法。我也曾被问到，于是我明确地告诉记者两句话：第一，中国不仅需要产业政策——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都需要产业政策，而且要把产业政策整得高级一些，现在太低级，所以才引发质疑；第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不仅有产业政策，而且非常明确，比如，放松金融监管就是金融危机之前近40年最明确的产业政策，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重新反思，重新加强了金融监管，这同样是明确的产业政策。
2、 所以，中国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需要高级的产业政策，需要能够支撑长远经济战略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产业政策。说中国产业政策低级，就因为它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正因如此，中国的产业政策过于针对具体产业，结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也使得政府管得越来越细，不该花的钱越花越多。更严重的是，产业政策失灵，而且多变。比如，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搞了10大产业振兴规划，后来因为利益不均，不断又扩大了几个产业，可到了现在，还有人知道这10大产业振兴规划吗？这个振兴规划后来被执行过吗？还在执行吗？不用说老百姓不知道，恐怕全国人大、发改委官员也说不清楚。那这样的产业政策有什么意义？这恰恰是引发质疑的关键。
3、 我认为，全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制定最有效、最科学的有两个国家：美国和德国。先说美国，当苏联解体，美国独大于世之后，其确定了全球性的美国经济战略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美国认定自己必须站在最尖端产业——金融，通过金融资本控制整个实业产业；同时，对所有产业它们必须站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尖端——人才培育、技术研发、新品设计、标准制定和终端市场等。正因为这样战略，其所有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都可是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设计、规划、执行和不断地修正，数十年如一日地完善、坚持，不断改进，于是，构建了一整套长期控制全球经济并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机制”。
4、 德国也一样。它确立了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国策和站在装备工业最高端经济战略。于是，德国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战略展开。除了构建具有强大背景的德意志银行——这一垄断机构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之外，我们看到德国国内金融都很安静，坚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根本，坚持金融市场更多生成资本这一过程。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政策让社会更加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比如在德国，租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租金的提高受到政府严格管制，这使得劳动力收入诉求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土地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这样的情况还体现政府的能源政策、资源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用工、养老、医疗政策等等等等。这样的政策通过十几年、十几年的磨合、调适，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推动德国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的“经济机制”，这才是德国成功的根本经验。
5、 注意，我在谈到两个产业政策非常成功的国家时，最终都落到了“经济机制”问题。什么是“经济机制”？我的理解是：为达成一个经济战略目标而建立一整套市场逻辑、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而且这种“经济机制”可以顺畅地运行，“自然而然”地将经济结果导向政府的战略目标。
6、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中观产业政策都缺少两大核心要素：其一，缺少明晰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其二，缺少“万变不离战略”的“经济机制”构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更多地是在强调“体制改革”，但忽视“经济机制”的建设。我认为，“体制改革”必要，但如果没有一整套有效地“经济机制”配合，“体制改革”不仅无效，而且会给经济带来大乱子。这是我们这些年总是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不断反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产业政策往往失效的关键所在。
7、 比如我们一再提出：中国一方面强调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道路，但金融改革却以华尔街或美国为蓝本，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位？还有，我们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房地产方向的改革却遵从着私有化的一套做法，这是不是同样存在政策错位的问题？
8、 所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原因就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具有更加明确的战略方向，并使改革措施更加系统化，更加能够从“经济政策的制定”转向“经济机制的建设”。
2016-11-07 22:2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