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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刺激效果已经近乎为零”，并呼吁“警惕改革空转”。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十分浅见。因为，如何评价经济刺激效果？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里不仅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同时还有力度、方向等等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问题。所以，单纯以线性分析的方式看待经济刺激效果，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同时，关于“改革空转”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不是改革空转，而是改革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应当继续沿着“金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推进我们的改革？如果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那现在恰恰正是纠正方向的时候。毫无疑问，转向必须降速。更何况，中国经济改革前无古人，探索、尝试、纠偏都需要更加有效的理论支持，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照抄照搬就可以不空转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看清楚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先生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他指出了当今世界“四大新现象”，我认为，总结得很好，很有价值。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发现为我们所强调的“世界进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四大新现象是：其一，贸易增长速度放慢，贸易增长速度通常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一倍，在金融危机之前大概也要超出50%到60%。但2008年到2013年，这期间全球第一次贸易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其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速度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以前，全球FDI占整个GDP的比重约5%，危机以后，2013年，全球的FDI只占到全球GDP的2.8%左右。他看到，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基本的标志是贸易和投资大幅减速，另一方面，因为IT信息技术，资金流动的速度加大。这个悖论的实质是：实体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下降，虚拟意义上的关联度在上升，而虚拟的关联度产生了比实体的贸易和资本流更大的金融和GDP的冲击。这是今天全球经济金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元悖论，也是所有的宏观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其三，各国货币政策都面临两难处境，货币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用正在逐渐减小。但朱民认为：这不能说是货币政策的失效，需要探讨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有效。在经济增长太弱的情况下，总需求不足，还需要继续用宽松货币政策来支持总需求的刺激，但只有总需求的政策没有供给方面的政策来做结构改变的话，这个总需求的政策不可持久。“所以美联储为什么要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其货币宽松的边际效应已经很低了，而且他知道如果他的总供给的政策不改，很难实现他的既定目标。”朱民说，“这就需要在实施货币政策的同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重要性。”
其四，一个巨大的困惑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今天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但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美国、英国、中国，包括以高科技创新闻名的以色列，在过去三年的劳动力增长率水平为零，这是今天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悖论，一个很大的争论。朱民指出，目前的GDP计算方法没法测出高科技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测算。要更改GDP的侧重，也是现在世界经济学家们面对的复杂难题。
我认为，朱民说破了许多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关键原因，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至少朱民否认“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不错，我们可以大规模论述货币刺激的危险性和无效性，但我们需要问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政策，当今的世界该是啥样子？如果我们承认，如果没有这些刺激政策，当今世界经济更坏，那我们凭什么否定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刺激效用边际递减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明白，否定是最简单的事情，而否定的目的是要有更高明的办法。很多经济学家说“我有呀！改革嘛！”。废话！往哪改？怎么改？如何避免改革出错？如何纠正错误？如何减少改革成本？这些重大命题，我们在媒体上为什么根本看不到？
不错，我们现在已经重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动，但那些主张供给侧改革的人是否知道，你们主张的供给侧改革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的问题是：供给侧改革算不算是一种刺激？它需不需要总需求政策的长期支撑？如果我们给出肯定的答案，那现在高喊“刺激无效论”是不是为时过早？所以，真正懂得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家一点明白这样的道理：必须容忍“子弹多飞一会儿”。因为，今天的全球经济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新一轮实体经济的腾飞绝非一日之功。
2016-04-06 03: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