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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今天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2010年、2011年，重庆贷款总量在50%左右，非银行融资在40%左右，股票市场只占10%，那时候全社会的融资成本比较高；但近年来，新增融资中，银行贷款从50%降到45%，非银行融资从40%降到去年的30%以下，今年降到25%以下。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从10%上升到20%，去年达到25%，而今年预计资本市场的融资可达30%以上。45：30：25就是结构改善，与之相伴，重庆金融系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彻底解决，金融系统利率也掉下去了。重庆的商业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比全国要低一点几个百分点，就是这个原因。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一直期盼的结果。我们一直说：中国的金融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这个结构问题是：短期货币投机盛行，而长期资本供给不足。这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所在。如何解决？通过压低长端利率刺激压制货币投机，同时资本市场活跃，并使股权融资成为金融主导。如此宏观政策必然引发“重庆式”金融结构大调整的结果，而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
其实这很说明问题。央行压低货币市场利率的直接效果是压缩货币投机的获利空间，从而挤压货币投机规模；与此同时，股票市场等股权类资本市场必然活跃，而使金融运行更加有利于资本形成，有利于股权融资；股权融资规模加大，占比提高，整体金融风险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比例降低，借贷信用提高，必然导致贷款利率下降。这就是黄奇帆的全部逻辑。
所以黄奇帆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痼疾，多年来政府一直在推动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原因是文不对题，没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是什么？就是资本市场。”黄奇帆认为，在影子银行系统去叫它降低利息，那等于与虎谋皮。再怎么道德说教，该多少还是多少。因为，信托、租赁、担保等影子银行的钱是“大银行漏出来的‘水’”。这些“水”七拐弯、八拐弯，6%的利息拐成12%、15%。这么多环节保来保去，要签成四五个协议，每签一个协议都要剥一层皮，最后肯定融资难、融资贵。
黄奇帆说的情况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实，大银行无法给小企业贷款，于是就“创新”，创新的结果是：低息贷款变成了高息贷款，金融中间环节大发横财，企业叫苦连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股权类资本市场在此高息环境中疲弱不堪，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必须依托股权类资本市场，而绝不可能依赖债务融资。这不是中国的经验，而是全世界的经验。
任何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企业越小，贷款越难越贵。因为它们没有多少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商业银行最多依据其现金流，给他们一点短期的流动性贷款，而绝不可能予之长期的、带有投资性质的贷款。更不用说那些轻资产的创业公司，这类企业银行看都不看。这不是银行嫌贫爱富，而是其经营属性决定的。它们赚得的是几个百分点的利差，但要冒着本金全无的风险，不审慎能行？
但股权融资就不一样了。所以投资者关心的都是“企业的未来”，如果它们能有一个合理而现实的高速增长预期，投资者就愿意绑定企业一起成长，并获得超过投资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收益。而且，投10家有1家成功，那就赚大钱了。这就是股权投资的逻辑。所以，我们必须分清不同金融种类的不同功能，而不要非得逼着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这对银行、企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都没好处。
当然，黄奇帆所希望实现的金融过程，也必须依赖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的配合，否则单凭重庆一己之力至少其效率会被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重庆的实践是可贵的，重庆的金融结果是良性的，而我认为，如果银行贷款、非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的比例能够达到35:10:15:40，那该是更加令人兴奋的结构与结果。
2015-06-04 23:3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