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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卫国，在那里跑官要官未达目的，只好悻悻然离开，离开的原因，《论语》记录了前矛后盾的三条，其一说，孔子要实现政治抱负，优裕生活并不能使之安逸，遂借敲击石磬大发牢骚，一过路的智者听了，责备地说道：“这是一个满腹心事的人呀，故而借石磬发泄”（见《论语·宪问》）。
其二说，卫灵公只所以不用孔子，是因为两次廷对。一天，卫灵公召见孔子并询问练兵打仗的事情。这是春秋时代各国君主极为关注的大事，无论大国的争夺霸主，抑或小国的谋求自立，都得由战争的胜输决定。卫国是小国，军旅之事当然得提为首要，卫灵公渴望得到中肯务实的回答。孔子却说：“祭祀之类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军旅之事我没有学过。”这种回答大煞风景，所以第二天召见时候，孔子的谈兴正浓，忽然天上飞过一群大雁，卫灵公借机迈眼观天，直视孔子为无物。受此冷遇后，孔子知道在卫求官已不可能，只好带着学生开拔了（见《论语·卫灵公》）
其三说，孔子离开卫国的另一个原因：“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假若有人肯用我，几个月内立见效果，三年内可见大治。”（原文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见《论语·子路》）即是说，孔子的出走，在于卫灵公埋没人才。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时，也将后两条如实照录，大概相信这是真的。
孔子自五十五岁入卫求官，至五十九岁两手空空地离开，四年中使尽各种不正当手段而未能如愿的原因，不是卫灵公昏瞶，而是对儒学失去信心，更对孔子的学问、人品产生鄙视的结果。但终卫灵公之世，孔子并没有离开卫国。
将不被见用视为离开卫国的原因，是学生对老师的刻意粉饰，是为尊者讳的又一表演。回忆其第一次被撵出卫国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孔子十分留恋每年六万斛米的年俸，虽然是无功受禄，也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并没有因不被见用而另谋出路，逼得卫灵公让部下带刀将他撵走。蒲地遇险时，通过谈判被放出来，他却违背与蒲地的承诺又返回卫国，原因无他，亦然留恋六万斛米的不菲年俸。安安稳稳地过了四年，也已经无人再撵，却忽然因不被见用而毅然离开，能解释通吗？显然不能。
如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孔子离卫原因另有沟壑。卫灵公晚年，宫廷争夺皇位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卫太子蒯聩因谋杀南子失败而逃往晋国，其大批党羽遭到清洗。鲁哀公二年卫灵公死，尚未钝化的嗣君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子借临终遗嘱要立儿子郢，大臣们坚持拥立蒯聩的儿子辄，即卫出公。当王宫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远在晋国的蒯聩受赵蕳子（晋国执政）支持，由阳虎武力护送回国同卫出公争夺皇位。卫出公在利益面前毫不“谦逊”，派大将石曼姑率兵逆击父亲于边界戚邑；更由于齐国插手，蒯聩、阳虎和晋国军队被包围。卫国内战由于两个大国的介入，一时处于激烈的胶着状态。
卫国内战爆发时，学生冉有问同窗子贡：“老师会站在卫出公一边吗？”子贡说：“对，我要询问。”见到孔子后，两人如打哑谜似地谈了一通，出来后子贡说道：“老师不支持。”由此观察，卫国皇位争夺战开始以后，孔子面临着两个考问：第一，“君臣、父子”这一最为基本的伦理关系，已深深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若以君臣原则加以规范，出公是君，蒯聩是臣，蒯聩的夺权是叛乱；若以父子关系加以规范，蒯聩是父，出公是子，出公的发兵抵御便成大逆。显然，“君臣、父子”那套理论无法分辨是非经纬，在国人需要理论家输送思想武器的时候，孔子只能以出走回避。一直抱怨不被见用，现在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为什么不肯小试？此前，佛肸发动叛乱后召孔子前往辅佐，孔子为能出人头地都想参与，今天何必计较父子双方的不义？第二，孔子入卫时与在卫后，曾反复强调，只要用地，三年内就能使卫国大治。方略无他，即靠恢复周礼，维护皇权至上的金字塔社会秩序。兵乱骤然而起时，孔子知道那套苍白的理论，无法抑制私欲的泛滥，更无法消弥内战。他已无胆量再大言炎炎地推销这些，又不肯承认自己理论的荒谬与苍白，更不愿将性命丢在混战之中，这才不得不抛下六万斛米的年薪，匆匆忙忙地走人。
2015-05-02 20: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