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派编制由来

章立凡
 

   当今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有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民主促进会（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民主党派并列的，还有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两个界别。

   但1949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时，民主党派单位有11个，宣布成立的是“联合政府”，也未明确“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区别。这其间的政治变迁，可追溯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的政治格局变化。

   毛泽东想搞一党执政，被斯大林否决

   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后，处于调停地位的“第三方面”中间党派大本营民主同盟发生分化，青年党、国社党脱离民盟，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被迫宣布解散。

   毛泽东据此认为：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党派没有用处了。他在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认为中国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毛认为中间党派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不赞成毛的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 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

   众多党派求入新政协，最终确定14张入门券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李济深、冯玉祥等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面对中国政治格局出现的重新洗牌，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了在野党派的响应。中共香港党组织开始秘密输送各党派负责人分批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新政协筹备阶段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最终准入有14个党派单位：除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被以“成分复杂”等理由拒绝，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曾计划民主党派合并为四，毛高呼“联合政府万岁”

   据救国会成员宋云彬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晚，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周表示，新政协开会后，各党派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外，其余均可解散。”

   新政协闭会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按原定合并方案，下一步致公党将并入民革，农工、民进、九三并入民盟，当时已安排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许广平出任民盟中常委。据原民盟负责人周鲸文回忆，此方案最终因毛泽东改变主意而未实行，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格局才得以延续至今。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发表讲话，描绘出未来“中国梦”的蓝图：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高呼三个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改造民主党派，划定发展禁区

   新政权成立后，对民主党派的组织改造随即开始。一些党派有军事上的成分，如民革中有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或“起义将领”，农工党、民盟的某些成员曾是军人，或从事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不在工人、农民和人民武装部队（包括军事学校和 机关）中进行党派活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包括公安部队在内的部队中及其军事机关、学校以及军事企业中发展党员”，同时决定在下列机关学校亦不进行组织的活动：（1）情报机关。（2）革命大学。（3）旧人员训练班。（4）使、领馆。同年7月，活动禁区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翌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禁区又扩大到铁路系统。一些党派还应中共要求撤销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

  民主党派“防区制”确立，发展格局纠结至今

   中共中央统战部划定了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分工领域。李维汉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

   除农工民主党经其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已学习为主，停止发展外，各民主党派大体上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对象为转向过来的国民党员，主要是中层的国民党员。民主同盟的对象为知识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的对象为民族工商业家及与之有关的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并吸收有关的公营企业干部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与民主促进会相类似，它们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发展。致公党的基础原在华侨中的洪门，已劝告该党首领整顿组织，并不向国内发展。

   最终明确各党派分工如下，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业家及相关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卫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上述发展领域的划分，在民主党派内部被戏称为“防区制”，一直存在异议。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民革的李济深等“从其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党统思想出发，总想把所谓国民党员全部接收过来（除开现在还公开反共的一小撮）”；民建的章乃器等“一向主张以有代表性的老闆阶级即上层工商业家为主要对象”，要求确认民建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共的应对办法是成立了中共党组领导下的工商联，对工商界人士实行分流。

   据李维汉回忆：在 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对分工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按：指民盟叶笃义）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按：其实是重提中共的合并方案）。上述意见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统统成了“右派言论”。

   民主党派最终沦为“政治花瓶”。1989年重大历史事件后，更被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定性为“参政党”。时至今日，她们仍须按照50年代划定的“防区”，每年以不超过5%的额定净增率发展党员。加入民主党派，通常被认为比加入中共还难。

                                  2013年4月15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