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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律师文摘》每年举办的这个活动,很不容易。我建议国栋以后不要别人开大会,咱们也跟着开小会。看来还是有人把我们这个会很当回事,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把他们太当回事。我看大家对今年“两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期待,我个人也是如此,今年的期待反而比往年还少。对“十八大”当然有些期待,其实也不应该有期待,不过是怀着一种侥幸心理,以为会有什么改革的利好。当然,我们要关注,但我想这和期待应该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近二三十年的改革,除了那些恶性的所谓“改革”之外,所有良性的改革有哪一项不是由社会推动的?我们都说改革是民间“倒逼”出来的。对政府形成了足够的压力之后,它才被迫改的。所以我认为改革的生命在民间,改革的希望在民间,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过去三十年的过程可以说是以改革促共识。当时国内无论在思想和物质上都是一穷二白,改革开放不仅引进了工业技术和经济活力,而且也引进了大量新思想。现在,思想已经远远走在制度改革的前面,宪政民主已经成为未来改革的基本共识。相比之下,近二十年来,政治改革原地踏步,经济改革走上“邪路”。无论是GDP至上的发展模式、分税制引起的“土地财政”、剥夺农民发展致富的土地管理制度还是教育改革,都是被既得利益绑架的恶性改革。今后要推动良性改革,一定要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基本共识之上。我希望今后能形成一种格局,以共识促改革。
民间要真正地推动改革,没有一点基本的共识是不行的。没有共识就没有合力,没有合力就没有足够的压力;没有民间的压力,政府就没有改革的动力。所以为了促成民间的共识,我们去年年底也发布了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在座几位前辈,像江平老师、张思之大律师、诒和女士都给予宝贵的支持,当然还有在座的一些学者、律师和媒体人。但是我觉得支持力度还是很不理想。有些人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形成这样的共识没有必要,或者说没有用处;有些共识过于长远,现在一时达不到,诸如此类。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恐惧,因为害怕,因为08年也曾经有过一个签名,但我说这份倡议书是很温和的,没有必要恐惧。实际上,还有一些人不加入,是因为我们的倡议书太温和,甚至有人认为我们是在“巴结”政府,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但是我们究竟倡议了什么呢?我们提了六点: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说实话,这六点只要得到落实,哪一点不是致命的?你们说是不是?哪有什么“巴结”?再说我们是“倡议”,不是“建议”,不是“上书”。固然,我们也希望政府重视,但是并不对此寄予希望。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人民的重视,达成社会共识。但我认为,中国社会目前还是处于一种缺乏共识的阶段。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一些具体的制度上达成共识,比如说司法改革、废除劳教、落实异地高考。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有共识,但我认为在这些零零散散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还是不够的,因为我想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说到百年宪政和律师的发展,我的评价是比较悲观的,也许国涌会同意我。我认为我们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有点像今天的股市。无论是从制度设计还是道德操守上,过去百年中国都在退化。孙中山的《临时约法》是有些毛病,但是肯定比1982年的《宪法》要好。这是用不着争论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自然环境也越来越恶劣,北京的空气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新闻。我们的地下水、我们的土壤和资源,问题都越来越大。当然,肯定是有进步的,尤其是从经济发展、工商业发展,包括人权保障,包括律师行业,近三十年肯定是有进步。律师行业在江老师、张老师的人格激励下,有了一个很长足的发展,不过和民国初期相比如何?国涌马上要发言,这个话题留给他。我想比较起来,也不是一件乐观的事情。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慢慢改?我刚从日本回来,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口罩。是不是再过一阵子要每家都装上很复杂、很高档的净水器和空气净化器?每家是不是都应该有测量PM2.5的设备,或者是测量有毒蔬菜、有毒大米的设备?中南海是做得到,但是不是可能普及到千家万户?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很不容易,我也很不想说扫兴的话,但是我们要对自己的现实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估计,而很不幸,现实是悲观的。如果我们还没有一点紧迫感的话,我只怕再过十年,在座的各位不是在为民主而战、为公义而战,而是为各人的空气、水和安全食品而战。
有人说,在我们这个13亿大国当中,只要有5%的人口能够站起来说话——像章润刚才说的“讲理”,这个社会都会很不一样。我的要求不高,不用5%;只要有1%的人口这么做,中国会是什么样子?1%是什么概念?13亿人中的1000多万。这么多人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哪怕是基本生存权,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成今天这样?!今天中国社会空气这么沉闷,北京的空气这么糟糕,可见积极维权的人远远少于1%。律师在人口中算是比较精英的,维权律师达到1%了吗?中国现在有20万律师,1%是什么概念?是2000人。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有吗?我不知道,思之大律师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我数不出来,我可能只能数出200人来,千分之一的概念。我不知道媒体是不是好一点,学界肯定是不比律师界好,犬儒得厉害。
所以我是希望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要有一点紧迫感。我把中国的宪政归结为两条路,一条是官方的路,一条是民间的路。我认为官方的路基本上死了,当然也不是完全失去希望,但是如果没有民间触动,官方宪政是不会启动的。所以宪政改革的希望在于民间,但民间现在这种状况是万万不行的,没有基本共识的改革肯定是要失败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三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学者,一个是媒体。我希望这三支力量能够联合起来,对一些基本问题促成强大的社会共识。只有这样,中国才有1%的希望。
谢谢!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